社’。这个名字的由来,是因为最初建社的几位元老,在一起欣赏比较不同版本的贝多芬《月光》,比如施奈贝尔、巴克豪斯、霍洛维兹的演奏版本,后来又比较
不同作曲家的《月光》,包括老贝、德彪西和福莱的,于是就以‘月光’为名,结了社团。这还是很早……1952年的事。
“本来,‘月光社’是个公开的文艺活动团体,不料1956年后开始反右,社里的许多成员因为资产阶级情调重,‘顺理成章’地被打成了右派,本社也被定性为‘右派组织’,取消活动。但我们这些人心里不以为然:大家在一起听听音乐,就算右倾了吗?于是,我们也顺理成章地转入了‘地下活动’。这一来,一旦风声露出,反而引起了校方的注意,专门给我们立了案,疑为反革命或特务组织。而我们的活动也更隐秘,尽量不再接收新成员,各成员对自己‘月光社’的身份守口如瓶,集会也减少次数,精选隐蔽的地点,而且每次集会只召集三分之一的社员,以防哪一次被当场查获,全军覆没。于是,校方逐渐对本社断了消息来源,失去了把握。
“从去年开始文化大革命以来,‘月光社’又成为革委会虚拟的‘攻坚对象’,因为‘月光社’只剩下了一个虚名,谁也不知道还有哪些人是成员,没有任何集会活动的蛛丝马迹。
“去年九月份的时候,我们正在这里集会,一个清秀的男青年,手里捧着一叠唱片,冒冒失失地闯了进来。他请我们原谅他的鲁莽,自我介绍说叫柳星,酷爱古典音乐,但因为家里穷,虽然能买到些二手的唱片,却无论如何买不到唱机。有一晚经过解剖楼,他隐隐听见里面传来乐声,偷偷进来,看见是一群人在集会赏乐,便兴冲冲地去捧了唱片来,谁知他再来时,楼里就没了人。之后一段日子里,他执著不懈,天天到解剖楼来等,那晚终于又撞见了我们,并恳请加入本社。
“我们见他说得一片赤诚,便同意他加入,并警告他本社‘地下’的性质。他发誓一切保密,便参加了几次聚会,几乎认识了社里所有同人。
“十一月下旬,本社的绝大多数成员忽然都被隔离审查,查的就是‘月光社’的问题。我们当然矢口否认,但调查组都是有备而来,将我们两个月的聚会情况一一列出,并让我们出示不在场的旁证,这下为难了大多数成员。审讯过程中,调查组向我们出示了第一手的人证对质,你想必猜得出,那人正是柳星。”
我淡淡地说:“既然有这么可怕的先例,我看你们还是不要收我做成员吧,以免再为人所害。”
刘存炽说:“除非你没有兴趣,我们决不怀疑你的意图。其实,那柳星年纪不大,但对古典音乐还是颇有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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