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拓为了帮助妻子张暖欣涉足电影,从78年就开始从文学插足电影,帮着张暖忻写《李四光》的剧本,他本来就是电影学院圈中人。
1979年他和张暖忻合作,写了一篇当时在圈内影响力极大的《论电影语言的现代化》,提出“变革电影语言”、“摆脱戏剧化,更加电影化”,认为以往的电影都是建立在戏剧化的基础之上,影响了电影语言的研究,提出要“创造先进的,属于我们自己的电影美学”。
他当时是急迫要帮助张暖欣走上导演路,实现妻子的电影美学理想。
同样是这一年,谢晋拍了很有突破他自己意义的《苦恼人的笑》;他们的好友滕文骥拍成了诗化的《生活的颤音》;同在电影学院教书的郑洞天也已在筹备自己的影片。
所以李陀、张暖忻对《沙鸥》电影的重视和紧迫性是非常强烈的,他们的变革已经落后于很多同行了。
这也是张暖欣写完剧本总是患得患失的最主要的原因。
何平帮着李拓夫妻简单的提出了剧本里的几个问题,不能说是给了多大的帮助,但在他们身在庐山、无法审度自身的时候确实是起到一些作用的。
夫妻二人也没背着何平,在客厅里说着说着就开始探讨起来,何平在旁边看的颇为尴尬,自己对剧本创作只是粗通皮毛,很多东西都插不上话,又不好意思提出告辞。
正在这时,敲门声响起。
张暖欣起身开门,“呀,阿城来了!”
张暖欣的声音透着惊喜,把外面的客人让了进来。
何平听见张暖欣喊出客人的名字,脑海中便想到后世那个大名鼎鼎的名字,联想到李拓也提过这个名字,想来是不会错的。
等来人进屋,何平看向他,果然是记忆中的那张脸。
他朝屋内望了望,“催命鬼不在吧?”
张暖欣忍不住笑了出来,“放心吧,昨天来过,已经走了。”
阿城放下了心,“那就好。”
阿城口中的“催命鬼”就是《中国青年》的编辑朱玮,准确点来说,只要是催他写稿的编辑都是“催命鬼”。
阿城此时刚刚年过三十,这时的他还没有写出让人惊艳的《棋王》。79年回京后,他便在家里帮助父亲钟殿飞撰写图书《电影美学》,后来被熟人推荐成为《世界图书》的编辑。
现在他偶尔会向杂志投稿,经常会被杂志社的编辑们催稿。
李拓站起身,“你今天来的正好,有位新来的朋友给你介绍一下。这是何平,辽省来的作家朋友,这次来京城是因为谢晋导演要改编他的小说。”
李拓又给何平介绍道:“这位是阿城,我们京城第一侃爷,兼职作家、编剧。”
好么,侃爷的名头先挂到前面,可见这位大哥的聊天功力,怪不得后世作家圈里提到阿城说这位能聊。
见了面寒暄了几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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