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生于1921年,那一年党刚刚成立。我祖上都是江南人,到了清朝末年洋人势强,满清丧权辱国。我家薄有资产,我祖父便同友人一起开工厂,想以实业救国。后来泥轰侵华,我家的工厂被侵占,我祖父客死他乡,我父亲参加果军就义。我母亲带着我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。
37年,16岁的我考上了当时的国立武汉大学农学系。38年武汉沦陷学院迁并到重庆国立中央大学,我也去了重庆。40年我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,45年我考取公费留美研究生,47年取得阿美利加爱沃华州立大学的硕士学位,然后因为解放战争我滞留阿美利加两年。49年新中国成立,我不顾导师和亲人朋友的反对回到祖国……”
郭文兴仿佛总结人生般把自己前半辈子的经历娓娓道来,何平静静的看着他,他的脸上带着些许的悲伤。
“我的信仰是共产主义,可活了大半辈子临老临老我却茫然了,到底什么叫共产主义。难道我的信仰还不够坚定吗,为什么我会遭受到那样的待遇?”
郭文兴的言语并不激烈,甚至是轻柔的,可何平却从中听出了对命运不公的控诉。
是啊!一个为新中国奉献了半辈子的知识分子,却在那十年当中受尽了屈辱和折磨,家破人亡。
要放在自己身上,何平觉得自己不成为一个反社会分子已经算是轻的了。
郭文兴天天醉生梦死这其中恐怕不仅仅是对家庭破裂的痛苦,还有信仰濒临坍塌的绝望。
何平没有说话,就这样安静的听郭文兴说话,他知道这个时候无论他说什么都是苍白无力的。
解铃换需系铃人,郭文兴的心结还得他自己去解。
郭文兴断断续续的说了半个多小时,脸上的神情也从悲伤、痛苦、绝望慢慢的变成了释然、柔和。
他轻揩了一下眼角,“让你见笑了。”
何平由衷的说道:“您别这么说,今天我很高兴听您说了这么多心里话。如果把我放到您的位置上,我知道我自己一定坚持不下来,但是您做到了,这是值得我敬佩的地方。同时我也希望您不要对自己的信仰感到灰心,这世上有天灾有人祸,我们经历的就是人祸,与信仰本身无关。”
“与信仰本身无关……”郭文兴听到何平的最后一句话,心里有些恍然。
“说的没错,说的没错。”郭文兴似乎是想开了心里的纠结,他的脸上出现了难得轻松的笑容,“你说的对。”
何平也笑了出来,别管今天郭文兴会不会跟他走,起码他给了一个陷入迷茫的老人一些帮助。
“咱们什么时候走?”郭文兴突然说道。
“什么?”何平一时没有反应过来,反问道。
“去你们那啊,你不是要雇我到你们养猪场吗?我同意了,咱们什么时候走?”郭文兴又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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