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前明王朝末年的中国大陆,正处于一个非常时期——在封建主义的氛围中,旧有的政治体制、生产方式、思想文化都同时走向了成熟的顶峰,同时也走到了腐朽的绝壑边缘。与之相伴的是,资本主义的萌芽——当然也仅仅是萌芽而言,不宜高估——正在缓慢发展,一批具有崭新的精神气质的启蒙思想家,恰似星光灿烂,正在向旧时代挥手告别。民间出现了反应新兴市民阶层全新心理的诸如‘三言二拍’等传奇小说,这已经能够从某些角度初步说明问题了……”1678年12月20日,马当要塞下的半封闭码头内,郭普夏刁着一个烟斗,用有些惊讶的目光看着手头的这份报告。
报告是他的副官联合诸多参谋集体撰写的,还没来得及提交上去,目前还是初稿,先拿过来给郭普夏过过目,提提意见。
老实说,报告的开头还是挺惊艳的,体现了他的这位出身兵团堡的副官学院派的风格。同时也看得出来,他们这帮人是真真正正地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过深入了解的,对明清之际的市井文学甚至都有所涉猎,这非常不容易。要知道,他们在东岸本土从小学习到的知识,与明国、清国这边还是大有不同的,因为分出大量精力学习了诸如地理、自然、科学、军事、法律、卫生等诸多学科的知识,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力度远远不如明国人和清国人。
再考虑到社会制度、经济基础、生产力水平等方面的不同,他们看待世界的三观和思考问题的方式,与明国人、清国人也存在显著的不同。也就是说,他们与中国大陆上的居民虽然在血缘上没什么差别,但文化区别还是不小的(东岸人自认自己是华夏文明的“进化版”,是正宗,明清的腐儒已经走偏了路),因此来到远东大陆后,很多东西需要重新学习,也需要重新了解中国人的思维模式,这无疑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。
“……就顺国而言,因为战争重压导致的对财货的渴求、对高效率生产模式的向往、和我国交流的频繁以及君主的个人喜好等原因,资本主义萌芽对社会发展已具有着明显的导向性。比如景德镇的陶瓷业、赣州的制烟业(这是从东岸引进了烟草后发展起来的)、萍乡的采煤业、湘潭的冶铁业、长沙的枪炮制造业、零陵的药材种植业等等,这些是集中度比较高的制造业,此外还有诸如咸宁大布、长沙棉布、衡阳花布,江西鞭炮、竹器、金箔、纸花、雕刻,湖北锡器、漆器、养蜂等以小作坊甚至个体手工业者为主的分散制造业,多年来行销蜀地、两广、西南甚至吴越、中原等清国辖境,获取了大量的利润。这些利润,基本都就地花费掉了,换成了大顺政权急需的各类物资,其中既有绸布、
请收藏:https://m.buzui.cc
(温馨提示:请关闭畅读或阅读模式,否则内容无法正常显示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