经过沟通,顾骜对于贝托鲁奇和《末代皇帝》的态度渐渐明确下来:既然阻止不了,而且这个时代要刷奖没有别的选项,那么就顺势推一把吧。
艺术片的收入性利益没什么好眼红的,本来就没多少。
剩下值得谋取的,就无外乎名声、人情、人脉、历史地位这些无形资产。
名声和人脉属于基本操作,顾骜都有过两次经验了,具体没什么好赘述的。
“历史地位”方面,会谈结束后,顾骜就想到了一个可以运作的点。
顾骜前世对《末代皇帝》的很多幕后了解,都来自于矮大紧的脱口秀节目。
他由此得知《末代皇帝》是历史上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被政府许可在紫禁城里拍摄的商业/艺术电影(资料性的不算),影片耗资巨大,中方给予的配合程度也非常惊人。
虽然,就当时的客观环境而言,“到紫禁城里全程实景拍摄”这个噱头,对于后来影片拿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着实起了一定作用。
但站在后人的角度来看,这种配合尺度和殊荣可能有些过了。尤其是后世到了2世纪,民间氛围逐渐变得皇汉,很多人士对一部晚清戏占据这个唯一的历史地位忿忿不平。
顾骜觉得,自己完全可以扮演一个孤独的先行者,上书言事,表明一下个人姿态,用“保护文化古迹”的大义名分,反对一下剧组进入紫禁城实景拍摄,并建议建立专门的影视拍摄基地。
“保护文物古迹”的理由,物理和科学层面当然是充分站得住脚的,因为很多古物都经不起过度曝光,每年的累计照明光通量都是有限额的,否则就会加速老化。这也是很多博物馆里之所以禁止拍照的原因。
同时,顾骜也知道,他这种反对最后当然是会失败的,所以无非是捞取这个首倡名分的义旗——这就有点像梁思成、林徽因夫妇,在建国初年上书言事保护京城的古城墙,乃至其他一些传统建筑。
虽然梁思成和林徽因注定是失败的,没能保护什么东西,但后人会记住他们的功绩。
到了2世纪,社会舆论宽松后,多少公知文青乃至普通知识分子,开始各种纪念梁思成,甚至形成了“每当京城如何如何时,我们都应该想起咱欠梁思成老先生一个道歉”的网红句式。
顾骜今天表个态,在历史中留档,将来社会变得开始尊重历史和古文明后,自然会有人站出来为顾骜的超前想法鼓吹。
甚至眼下为此稍微被文化bu有关领导批评两句,也在所不惜,反而可以为顾骜将来毕生的正确打一打悲情牌,把他打造成哥白尼伽利略式的悲情英雄。(而且是最终成功了的,不是伽利略这种一辈子扑街的)
……
定下了这个思路后,一行人刚刚离开文化bu的办公大楼,顾骜就截住了贝托鲁奇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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