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观念要配合《礼记》的《学记》和《儒行》两篇书来研究。《学记》就是讲学问的目的是什么,这是中国文化传统精神。《儒行》是说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怎样训练自己,成为自己的人格。人有很多种型态,形成各种不同的“人格”,并不要求各个一律。可是哪一种个性,适合哪一种学问,要怎样培养自己,都有一个标准。
现在孔子所讲的这一节,也等于《礼记》中《学记》和《儒行》两篇所讲的个人问题。“笃信好学,守死善道。”就是一个思想、一个信仰的问题。服从真理,要绝对笃信,还要好学。真理是不变的,不受时代环境的影响,不受区域环境的影响,也不受物质环境的影响。所谓“守死善道”就是守住这个信仰、这个主义,“善道”就是最好的道路,最好的思想原则。下面说到个人有了守死善道的抱负,就“危邦不入,乱邦不居。”这并不是滑头,而是保持文化的精神。危乱的时候,要有出世的修养,危险的地方不要去,因为这个地方的思想一定有问题,最好不去。动乱中的社会,不可以停留。“天下有道则见,无道则隐。”这两句话是中国人的隐士思想。说到这里,有个值得讨论的大问题。
中国的历史文化,素来认为儒家、道家是分途的,绝对不能合流。道家多半趋向于当隐士。说到隐士,问题就大得很。假使研究中国历史文化,就会感觉到一件事很古怪:学问越高,道德越高的人,多半是退隐了,不愿出名,乃至于最后隐姓埋名,连自己的真姓名都不要了。我们都知道张良的老师是黄石公,而黄石公只是一个代号,究竟是谁?没有人知道。因为他连姓名都不要了,对名利更看得毫无道理。可是这一类隐士思想,在中国古代,自上古以来,一直存在。这是道家走的路子。孔孟以后的儒家,则绝对反对隐士思想,而讲究用世之道,所谓学以致用。学问那么好,对社会国家要有贡献,认为退下来做隐士是不对的,这是后世的儒家思想。而后世儒家这种思想的依据,多半是提出孔孟的思想来反对隐士。事实上最能影响历代政治的,是隐士的思想。如果以西洋文化的政治思想来说,中国的隐士思想有点像所谓“不同意”的主张,但并不是“不合作”,“不合作”又是另外一个观念。西方文化现在还保留这一思想形态,如民主社会的投票,不投同意票,也没有投反对票,可就是不同意的意思,先保持自己的立场,这还只是勉强的比喻,可是中国历代政治受隐士思想影响非常巨大。
历史上有名的故事,如汉高祖时代的商山四皓。所谓皓是头发都白了的老头子。从秦始皇时候就当隐士不出来的四个老头子,学问很好,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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