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来齐国想出兵打鲁国,在这以前,孔子曾经一度当司寇,国际上各国诸侯都很害怕,鲁国如真起用了孔子,就不得了,大家想尽了办法,用各种手段,使孔子下台,同时国内的环境也不许可他展开抱负,所以干了三个月就下来了。后来齐国为了使鲁国更趋衰弱,以现代话来说,就利用了女间谍,选了一批非常漂亮的名女人(为女乐),送给鲁定公,当时孔子主张不能接受,否则鲁定公这个人靠不住,意志会沉迷下去,影响到国家。而当权的季桓子,自动先接受了齐国的女乐,果然,政府规定每天必定举行的早朝——朝会,都接连三天不开,大家去看女乐了。孔子一看这情形,知道齐国这一手很厉害,鲁国的前途完了,孔子马上出国了。
孔子去鲁、去齐这两次的离去,说明了一个人的去留之间,是非常有分寸的,中国文化讲究的,一个知识分子、读书人,立身处世,进退之间大有分寸,绝不会顾虑到生活问题,这是一个大问题。过去每逢过年,很多家庭无论作装饰,或是附庸风雅,都会悬挂朱柏庐《治家格言》,治家格言中:“读书志在圣贤,为官心存君国。”是很有分量的名言。
为什么要出来做官,现代叫做公务员,现在公务员的观念和以前官的观念,的的确确两样,所以有时候拿现代的公务员比过去的官,我也认为大不妥当。过去一个读书人,十载寒窗,一旦考取了功名,那真有味道,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县令,出来时还要鸣锣开道,老百姓还要回避,坐在轿子里比汽车舒服得多了。最小的官是典史,勉强等于现在县里的警察局长、监狱长,这是编制内的人。皂隶之类都不在编制内,由县令自己想办法在节余项下开支。以前一个县衙门里,编制外不过一二十人办事。像清朝康熙时代,全国官吏,上自宰相,下至地方小吏,只有一万七千人,而做了那么多事。这个问题我们今日还是值得研究的。那个时候,考取功名出来做官的,四万万人中只有一两万人,的确是很光荣。现在当然两样了,是公务员,替人服务了。但是大家还有一个毛病,把公务员与官的观念始终混在一起,如果这一点真正分开了,搞清楚了,那好办了。很遗憾的,几十年下来,这一点还没有搞清楚,以致产生了政治上、社会上很多纠纷。
讲到这里,我们知道,古人对于该不该出来当官,所谓立身出处,是很慎重的。现在我们的教育变了,每一个考进来的,都是为自己的职业问题着想,这是美国化、西方文化的影响,所谓杜威等人的思想,“生活就是教育”,他们教育与生活、技术配合在一起。人家的文化基础同我们完全两样,我们今天没有搞清楚自己的文化精神,对别人的也没有搞清楚,别人的东西是不是适合我们的国情,今天还在考验中。今日考进来的学生,目的是为了职业,既然为了职业,那么做医生是职业,做公务员也是职业,职业的下面,就只有价值问题,也就是待遇如何?首先问划不划得来。过去我们的思想,从不考虑个人待遇问题,所谓“为官心存君国”,讲好的一面,是牺牲自我。为什么要得到权位?是为了实行自己的理想,好替国家做一番事,如此而已。在历史上许多大臣,死了以后可怜得很,像秦桧害死岳飞,抄家的时候,什么都没抄到,破书而已,像这种精神,是值得我们去研究的重大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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