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原则,一个时代到了衰落的时候,最怕在上面的领导人以及各级单位主管,待部下和对人并不宽厚,这是很严重的偏差。讲到这里,我们看中国历史上,记载了许多作人或作官的过分尖刻或凉薄。什么是刻?所谓“察察之明”,为人太过精明,做部下的就不容易发挥他的才能。因此,中国古人在政治领导上,都采用道家老子的道理。也就是像郭子仪的故事:唐明皇因安禄山之乱由京城逃走,一直逃到了四川成都,终于靠郭子仪打败了安禄山,收复两京,迎唐明皇还都。郭子仪也因功封王。以后唐代宗把公主下嫁郭子仪的儿子。有一次小夫妻吵架吵得很厉害,郭子仪的儿子说,公主有什么希罕,你父亲的天下,若不是我父亲替你们打回来,还有你公主当吗?这句话的确讲得太严重了。公主气了,马上回宫去报告唐代宗。郭子仪听了儿子的报告,也吓坏了,知道这件事可不得了,马上把儿子绑起来送到宫中去。唐代宗自然先听到了公主的报告,说郭子仪他们意图造反,唐代宗安慰了女儿一番,要她先在宫里休息。见亲家把女婿绑进宫来,不但不生气追究,反而问老亲家好好把个儿子绑进宫来是为了什么?郭子仪报告并论罪一番。唐代宗真是个好皇帝!他对郭子仪说,他们小两口吵架是年轻人的常事,你去管他干嘛呢?“不痴不聋,不做阿姑阿翁。”这个故事后来也编成了平剧及其他地方戏。故事本身也说明了如果一个当主管的有“察察之明”,下面部下就难为了。
前几天,有位同学当了法院的庭长,他来看我,我告诉他一句话:历来做法曹的最怕“深文刻法”。这句话就是当公务员的也要注意。什么叫“深文刻法”?就是根据条文,一个字一个字去推敲,在鸡蛋里去挑骨头,真是要了命。虽然法律的条文,完全合于逻辑。但有时是不合道理、不合情理的,完全用逻辑是用不通的,举个例子来说,法律规定,抓到小偷应该送到法院办,如果打他两拳打伤了,小偷可以告你伤害,在法理的逻辑上完全对,但讲到人的常情上就不对的。所以我和这位同学说,搞法律的人,就怕深文刻法,都讲逻辑,则天下是非辨不清了。因此中国人有一句名言,告诉作公务人员的朋友说:“公门里面好修行”。否则的话,人们便把公务员的过错、怨气统统都累积到政府头上。自己如果多动动脑筋,别人就省了气力,同时也消弭了怨气,这就是道德。所以“居上要宽”,要求别人过严,别人没这个本事;天下无全才,不必求之太严。如果要求过严,希望别人都是圣人、全才。在道德上人人如孔子,而防他又如防土匪,用他又随便用得像机器。这是不可以的,切记居上要宽。
为礼要敬,并不是只限于下级对上级行礼要恭敬,上面对下面的爱护,也包括在礼的范围之内。而且都要敬,就是都要做到诚恳、真挚,不真诚没有用。天天行个礼很方便,搞惯了成机械式很容易,但中间没有诚意就没有用。同样的,做长官的对部下的爱护关怀,也要有诚敬之心,假的关怀没有用。
临丧不哀,以前讲过,我们到殡仪馆吊丧,没有一点哀戚之意,毫不相关,何必去呢。但这个丧也是狭义的,广义的是对于某一件沉重的大事,假如没有沉痛的心情,也是属于“临丧不哀”的一种情况。
孔子提出来这三点,有感于当时春秋时候的社会风气那么坏,孔子讲这些话,都是开药方。当时有这种坏风气,他就开出医治的方法。所以他说像这个样子的社会,就没有什么可看了,这是感叹当时文化思想的衰落。实际上我们看历史,每到衰乱的时候,都有这种情形,岂止春秋战国而已呢!《八佾》这一片,把前后对照起来,很明显地可以看出来,他完全是在阐扬中国文化的思想精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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