归结而言,大汉朝之所以延续如此吝啬的牧民制度,乃是受董仲舒儒家思想影响,更加侧重于直接保护统治阶层的利益。为了让统治阶层获得最大利益,甚至不惜从精神和物质双方面压榨基层劳动者。
与历代大汉朝廷不同,栾奕走的则是另外一条路子。一项对儒家思想不慎感冒的他,在施政过程中,仅把儒家思想摆在了辅助位置,转而追求管家的“仓禀足则知荣辱”,换做白话解释说就是“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。人只有兜里有钱,能吃饱饭,才会考虑忠诚、礼仪、道德涵养等深层次的问题。他直言不讳的说:贫困潦倒,饥不择食的人,与野兽牲畜无异。所以,丰富百姓收入,乃是摆在施政者案前的首要问题。百姓一旦富足,非但不会对朝廷心生歪念,反而会感念朝廷的恩德,尽心尽力为国效力。
与管家足人衣食相伴的,栾奕还将墨家“兼相爱、交相利”的思想设定为自己的施政核心理念之一。将解决“饥者不得食,寒者不得衣、劳者不得息”定位终生理想,借助圣母教推行“天下之人皆相爱”的价值观。
并借死后永生入天堂束缚人们,要求信徒在日常生活中遵循互爱互利的“兼相爱、交相利”,用教条艳玲信徒不得互争互害——“别相恶、交相贼”。
十几年来,随着教会在教区耕耘、布道,教区俨然呈现出一派“强不执弱、众不劫寡、富不侮贫、贵不傲贱、诈不欺愚”,“天下之人皆相爱”的景象。
就这方面而言,栾奕已经超越了管子和墨子,因为这二位先贤在数百年前提出的只是一个构想,管子还好,可在齐国境内施展抱负,墨子干脆默默无闻,只是把思想传给了弟子,并未将其投入到实际应用中去。而他的弟子,虽说也是人才辈出,但苦于思想有悖于当政者的利益,久久不得重用。
可以说,栾奕是百年来,唯一一个大范围用管家、墨家思想治国之人。同时,他还将法家依法治国,儒家礼乐制度,道家道法自然融入进来。在不经意间,以圣母教为媒介取管、墨、法、儒诸子百家精华,去其糟粕,形成了一套更加人性、有效且深入人心的管理体系。
既提高了朝廷的施政效率,又为他赢得了民心,还让百姓过上了更加富足的生活……可谓一箭多雕。
回到济南的时候,栾奕刚进家门又被郭嘉拽去了教堂。
从郭嘉的口中,他得到了一好一坏两则消息。
好消息是,荆州南阳名士水镜先生司马徽、庞德公携家眷、好友及南阳书院众弟子前来相投。
贤达来投并非小事。一方面,代表栾奕过去多年来所做出的努力得到了教区以外士人的认可;另一方面,圣母教虽在青兖周边地区颇受欢迎,但是在荆州、西凉、益州这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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