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坡四年黄州住,
何事无言及李淇。
中国有一句谚语,就是说一个人如何,要“盖棺论定”。人生如梦,一出戏演得如何,只有在幕落之时才可以下断语。不过有这种区别——人生是如同戏剧,但是在人生的戏剧里,最富有智慧与最精明的伶人,对于下一幕的大事如何,也是茫然无知。但是真正的人生,其中总包含有一种无可避免的性质,只有最好的戏剧才庶乎近之。因此在给过去的人写一本传记时,我们能把一场一场已经完成的戏,逐一观看,观看由人内在的气质与外在的环境所引起的必要的发展,这自然是一项重大的方便。在我将《苏东坡传》各章的资料钻研完毕之后,并且了解了为什么他非要有某些作为不可,为什么非要违背他弃官归隐的本意,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个中国的星象家,给一个人细批终身,预卜未来,那么清楚,那么明确,事故是那么在命难逃。中国的星象家能把一个人的一生,逐年断开,细批流年,把一生每年的推算写在一个折子上,当然卦金要远高出通常的卜卦。但是传记家的马后课却总比星象家的马前课可靠。今天,我们能够洞悉苏东坡穷达多变的一生,看出来那同样的无可避免的情形,但是断然无疑的是,他一生各阶段的吉凶祸福的事故,不管过错是否在他的星宿命运,的确是发生了,应验了。
倘若不嫌“民主”一词今日用得太俗滥的话,我们可以说苏东坡是一个极讲民主精神的人,因为他与各行各业都有来往,帝王、诗人、公卿、隐士、药师、酒馆主人、不识字的农妇。他的至交是诗僧、无名的道士,还有比他更贫穷的人。他也喜爱官宦的荣耀,可是每当他混迹人群之中而无人认识他时,他却最为快乐。他为杭州、广州兴办水利。建立孤儿院与医院,创监狱医师制度,严禁杀婴。在王安石新法的社会改革所留下的恶果遗患之中,他只手全力从事救济饥荒,不惜向掣肘刁难的官场抗争。当时似乎是只有他一个人关心那千里荒旱,流离饿浮。他一直为百姓而抗拒朝廷,为宽免贫民的欠债而向朝廷恳求,必至成功而后已。他只求独行其是,一切付之悠悠。今天我们确实可以说,他是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。
在徽宗崇宁五年(一一○六)正月,出乎神意,天空出现辇星,在文德殿东墙上的元佑党人碑突遭电击,破而为二。此是上天降怒。毫无疑问,徽宗大惧,但因怕宰相反对,使人在深夜时分偷偷儿把端门的党人碑毁坏。宰相发现此事,十分懊恼,但是却大言不惭的说道:“此碑可毁,但碑上人名则当永记不忘!”现在我们知道,他是如愿以偿了。
因此之故,苏东坡在中国是主要的诗人和散文家,而
请收藏:https://m.buzui.cc
(温馨提示:请关闭畅读或阅读模式,否则内容无法正常显示)